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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辞职:传媒经理人VS出资人的平衡被打破

2009年11月11日09:52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南方日报

  胡舒立和龙丹妮的故事,只是是传媒经理人和“东家们”博弈的小小缩影。市场既已培育成型,人才的流动就是必然。

  一个古老的管理学命题,在传媒领域同样存在。

在新的“传媒江湖”里,资方的诉求是更多的利润和更小的风险,而劳方的诉求是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合理的激励。公司中的“委托-代理”冲突命题,从而也有了新的内涵。这种变化不得不引起传媒管理者和出资方的重视。

  一去一留之间,也折射出传统媒体与娱乐媒体存在的巨大不同,决定了资本在不同媒体业中的自由度。从成长经历上看,《财经》自创办伊始,负面报道就受到来自各方力量的压力,胡舒立借着自身的人脉与技巧游走在“合法”地带的边缘。但龙丹妮所演绎的“艺术人生”似乎出人意外的顺利:从一个小制片到掌握大量的娱乐资源的负责人、直至公司的管理层。即便在结局上,作为“选秀教母”的龙丹妮也要好得多,她甚至得到湖南广电高层为她的留下而奔走游说;而胡舒立仅仅得到人们赞赏的目光,并最终只能从媒体走向高校。

  “钱肯定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传媒人如此评价胡舒立的离去。那这位创造了《财经》辉煌的灵魂人物,想要的是什么?胡舒立至今保持着沉默,但是她的同行们已经表明了心迹。

  刚刚跳槽的前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陈海,在公开离职“告别书”中写道:“现在,致力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文化,是我的梦想……这种文化是尊重人的,是向善的,是有理想有情怀的,同时是尊重财富的(以前我是多么鄙视这一点,现在想来,真是虚伪)。”

  媒体人需要怎样的投资者?“理想的投资方绝不干涉你所做的事!”这是陈海的答案。但是,自由不是绝对的,对于“东家”们而言,绝不会纵容去挑战生存底限的自由。

  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新的平衡又将以何种形式呈现?答案来自探索,来自实践。

  胡舒立与《财经》

  胡舒立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这不仅仅表现在她是中国财经媒体“一姐”的地位,更表现在她对自己新闻人生的选择上。

  “《财经》”与“胡舒立”,人们早已习惯将这两个名词之间划上等号,但实际上,“联办”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才真正是《财经》的东家。

  这个曾被《商业周刊》称作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在她的“出走”背后,蕴含着哪些更深刻的意义?

  “取”与“舍”

  胡舒立似乎注定今生与新闻结缘,外公胡愈之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之一,母亲也曾做过《工人日报》的编辑。1978年高考,她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却阴差阳错地进了中国人民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她后来表示,“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

  1982年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胡舒立被分配到《工人日报》工作,这在当时已是手捧沉甸甸的铁饭碗了。但她远未固步自封,年近不惑却大胆突破原来的轨道,1992年她转入当时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海外部主任,从此涉足经济新闻领域。舍“国”转“民”,足见胡舒立的气魄与胆识。

  做经济新闻伊始,胡舒立下了很多的苦功。由于对很多经济问题的不懂,她在第一次访问吴敬涟时便显得有些尴尬,这让老经济学家谈得素然无味。胡舒立有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用录音,我的办法就是反复听,逐字逐句地听,只有这样听才能完整地理解学者所表达的意思,才能体会出当时的感觉。”采访过后,胡舒立往往一小时的录音要用4个小时来整理。当胡舒立把采访吴敬琏的文章拿给老学者看时,吴敬琏非常满意。

  创立《财经》之前,胡舒立还只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在积累经验。1998年,“联办”负责人向胡舒立伸出橄榄枝,邀请她创办《财经》杂志并担任杂志主编一职。胡舒立接受了,但是提出了“永远不能干涉编辑部”的条件。这一“约法三章”式的承诺给此后《财经》报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两年内,《财经》便推出一系列的“重磅”报道:《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厦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等,每篇报道都如一个个“深水炸弹”,既引发令人注目的波澜,也给东家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上市公司诘问“联办”,地方政府向《财经》施压,但胡舒立都不为所动,从而赢得《商业周刊》将其评为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美誉。

  胡舒立的坚持对了,因为在《财经》之前,她所创办的财经刊物悉数失败;王波明赢了,在香港曲线上市的财讯传媒媒体帝国中,《财经》是中流砥柱,刚披露的中报显示,上半年营收1.15亿港元,《财经》带来约5410万港元收入,占了将近一半。

  胡舒立的“出走”

  《财经》与东家“联办”的是是非非,剪不断理还乱。

  “联办”又叫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其前身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这是1989年全国9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的非盈利、民间性、会员制事业单位。其主要业务不是媒体,但它却拥有《财经》、《证券市场》周刊、《财经时报》、“和讯网”等大牌财经媒体,同时通过财讯传媒集团(00205.HK)实现了在香港的上市。

  有媒体透露,从7月中旬开始,《财经》管理高层与东家“联办”便因为采访而引发的摩擦,原本不太介入采编业务的“联办”开始经常性审稿,这无疑有违胡舒立的初衷。当新闻理念与资方发生磨擦时,加上其他外部因互如薪酬、信任危机时,《财经》采编管理层与资方的“分手”就在所难免。

  关于《财经》高层人事地震的传闻在国庆前已经开始流传,9月25日,《财经》总经理吴传晖正式辞职,包括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以及几乎全部中层管理团队也于9月29日递交辞呈。10月15日,在香港上市的财讯传媒(00205.hk)以公告形式确认了人事的变动,吴传晖辞任《财经》总经理和法定代表等职务,原因是“寻求其他事业契机”。

  胡舒立“出走”的种子在早时就已埋下。作为灵魂人物的胡舒立,在《财经》杂志创办头几年,作为主编连编委会成员都不是,不能出席《财经》杂志决策会议。从财讯传媒的中报看,已经辞任的总经理吴传晖还持有350万份的期权,但没有胡舒立的影子。

  采编和经营严格分离的同时,也让胡舒立对《财经》杂志战略层面的规划失去了话语权。当分歧发生时,这种治理结构的缺陷,让管理团队和出资人之间的裂痕日深。

  胡舒立认为,平面媒体的好日子最多还有5年,所以在2008年强势启动了“财经网”,但是出于业绩压力,财讯传媒并没有给与足够的支持。而仿效BLOOMBERG设立财经通讯社的努力,也是无疾而终。

  更大的分歧在于理念。出资人希望《财经》的报道范畴局限于金融领域,回避有争议的政治、法制问题,规避被“秒杀”的风险;但胡舒立希望继续提供更广泛的新闻报道,相信自己有把控挑战极限的能力。

  缘分走到了尽头。11月9日,胡舒立正式向上级主管部门“联办”递交了辞呈。至此,胡舒立在《财经》的11年生涯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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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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