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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闻谁做主

来源:搜狐传媒
2011年07月13日10:59

2011年四月底,《中国青年报》组织了全国几十所高校的校园媒体主编前往汶川地震灾区调研灾区重建工作。整个团队分为若干小组,循不同的路线进入灾区,不同小组的人眼中,看到了不一样的汶川。是谁左右了年轻记者的新闻?而在他们所热爱的校园媒体,他们又能否得到新闻理想之实现以及新闻价值观之坚定?走进传媒为您揭晓:我的新闻谁做主。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口述传媒》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虽然不是传媒系的大腕或者专家,但是也带来非常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欢迎三位嘉宾。不久前有一个共同经历,曾经在512地震三周年的时候前往汶川灾区进行调研,今天主要想了解一下三位眼中的汶川。能不能先跟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活动是怎样一个性质?
    张盖伦:这个活动是团中央举办的,然后四川省团委和中国青年报协办的一个活动。在汶川地震三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邀请全国一百多所学校一百余名大学生去到汶川灾区看一下灾后重建的成果。大家分成三路,分别去到汶川、青川和北川。我这次作为一个校园记者身份过去。
    主持人:作为校园记者身份的话,这次您所在走哪个路线?
    张盖伦:我所在团队去汶川。
    主持人:这条线特点,你们是跟着谁去,谁是你们带队老师。
    张盖伦:最开始去的时候团中央书记周长奎也跟着我们一块去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他有事情先走了。跟我们在一块的领导应该还是四川省团委相关领导,一般是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这些人跟我们在一起。
    主持人:听起来就是级别还挺高的。
    张盖伦:对,级别是比较高。
    主持人:挺高的一些官员,既然比较高级别的安排你们采访,会不会你们很多时候采访都是安排好的吗?
    张盖伦:因为四川省方面很重视这个活动,在我们来之前,他们有专门去采点。为了让我们尽可能看到灾区重建成果,他们将这个采点时间已经精确到分钟,他们已经严格计算了每个点可以待的时间,然后车程等等已经完全计算好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确实被他们带着走的。
    主持人:听起来像是没有多少自由采访的机会。
    张盖伦:几乎没有。
    主持人:没有做其他的努力争取一下这种机会个
    张盖伦:我们都努力,大概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自己去找到一些采访对象,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第二种就是向四川省团委反映这个情况,我们来这边之后没有时间真正深入体会一下普通人的生活。由于我们的争取,后来宣传部长给了我们半天的时间,在水磨进行了半天的自由采访。
    主持人:你觉得这一次路线走这一路下来你的预期,之前对这次活动有没有自己心理的预期?
    张盖伦:应该是有的,报名的时候,我以为应该分成三路,然后去多三个地方,然后大家自由采访可能给两天时间自由活动。没有想到被严格限定好了,一定得跟着他们走。我看到的情况都是跟我之前想的差不多,毕竟之前考虑到了应该有相关领导带着去,看到的成果肯定是比较美好的一方面。确实看到了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汶川灾区很好的标志性的建筑。
    主持人:总体来说这次汶川行满意吗?
    张盖伦: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提供看一下灾区的机会。以前让我自己去的话,不知道怎么一个途径。然后还有相关领导介绍,三天的时间算是对汶川这个地方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这个活动可以跟其他校媒同学在一块,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专业精神。但是有一点,觉得三天的时间毕竟还是太短了,你要用三天时间在这样一个行程安排下写一个深度报道,我只能说这个深度并不是非常的深。可能自认为一种程度上的拓展而已,其实并没有达到我想做出来那种深度。
    主持人:你想做出来的深度是什么?
    张盖伦:我想看到一些社会媒体没有报道过的东西,或者我自己能够发现一些不让报道,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些很真实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去看这个,虽然我看到的可能也是真实的。但是它只是一个侧面,只给我们看了最美好的一面,我还挺想看一下一个全面的灾区怎么样的。
    主持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其他小组成员当中得到一定的解答。你们两位听完她的经历以后,你们觉得如何?
    单溦:其实我们也去了汶川的水磨,我们在水磨古镇的采访,我觉得多少可以弥补张盖伦说的遗憾。在水磨自由采访最多的地方,在都江堰,在彭州自由采访时间没有水磨这么充分。水磨也是我们在映秀之后第一站采访,几乎我们在那一天之中听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可能就像张盖伦老师说的不那么好看的东西。
    主持人:能具体讲讲吗?
    单溦:比如我们看到一个杈杈房。
    张若凡:灾区为了抢修,抢漏,临时搭起来一个特别简陋的那种东西。按理说现在三年了,那些新房子,水磨新镇看起来房子已经建得很漂亮了,那些看起来像二层小洋楼。原来住在杈杈房里面绝大部分搬到新的好房子里。但是现在那一块大概有30户左右滞留居民。我们一开始以为他们自身不能搬到新房子,以为政府给大家的补助不够,我们去之前心理的一个猜想,一个预设。但是到我们真正到那个杈杈房那一块和一个大概三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聊天的时候,他确实很气愤,他就说政府没有给他们搬迁的补贴,我们就意味他没有这个补贴就没有能力去搬到这个房子里。但是后来再跟他聊,就发现其实他儿子有一套新房子的。
    单溦:而且在装修,他已经有一套房了,其实完全有能力搬进去,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还不够,我还想要更多。或者说政府没有给他们一些补助,但是给了另外一些人补助,可能这些人确实比他穷困,他觉得我也有资格得到补助,可能就产生一些不满。
    主持人:刚才张盖伦说在当地受到了一些接待,你们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接待吗?是被接待还是自由的空间相对更大一点?
    张若凡:和张盖伦她们说的百人团不太一样,我们有相对来说更长的自由采访时间。其实我跟张盖伦情况是相反的,我在去这个活动之前,我的预设可能我们会被安排很多行程,各种讲座,各种报告式的东西,我们只能被迫的接受一些数字和信息。但是到了那儿,我们第一站是在映秀,当时带队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吃完饭可以自由采访,我当时听到这一点惊讶了一下,就可以自由采访了。我们真的走到了映秀,然后后来的水磨大街上找一些我们觉得可能会有故事,或者有代表性的一些人去采。当然第一天,因为上来就是一整天的自由采访,先是在映秀,然后在水磨,我们听到了和之前想象不一样的东西,像单溦说的我们之前以为会觉得政府的问题更多,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当地村民的一些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其实是带来他们自身困扰的一个很大部分的原因,他可能更多的看到了自己。所以第一天的采访下来,我们就觉得很迷茫。都是一些民众的声音,可能他们情绪会很激烈,然后你就不知道这个声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不是有失偏颇。当时很希望政府另一方面声音告诉我们政府那边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这样综合两边才能更好的权衡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第二天,接下来几天都是先由政府接待,会由各地书记给我们做一些简短的介绍,然后我们再下去采访,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流程。
    主持人:我昨天晚上专门看了你们网页,看了你们写的那些报道,你们这些负面的并没有得到很多的发表机会。
    单溦:不是说没有得到发表机会,可能我们在自己写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个筛选的过程。
    主持人:自己先屏蔽了一些内容。
    单溦:对,那个时候我们在刚采访完水磨映秀那一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写稿子会写很多负面的东西,会反映我们很多的迷惑。但是在这期间算是六天时间采访,六天下来以后,可能是在老师不断的纠正过程中,在一个映秀厂里面我们会去追求一个平衡。你会发现有一些同学反映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能会被弱化,或者比较建设性,而不是单纯的批判性角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写稿子的时候,像我们俩正好写了一篇稿子,当时医院的林先(音)医生,给我们感觉,他的心理上面受到的冲击,在他救灾的时候受到的冲击,其实当时没有被太多的受到重视。我们也觉得这个这个心理机制需要更完善一些,我们也提出了这个东西,但是可能被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东西来提出来,而不是做批评。
    张若凡:单溦说的非常让我感同身受,我们这一群人,这十个人,我们相信百人团跟我们一样。去之前都是满心想看到这个社会最真实的样子,并且想让那些没有进去灾区的人也看到、也感受到通过我们的报道。当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确实有过气愤,也有过很强烈的那种感情,像是愤青一样,觉得想把什么不好的都写上。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比较长,每天晚上会有中青报经过这一天的采访以后,会有一个小结,或者一个指导。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那个老师就说,大意就是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的问题太多了。而你们只是一个了解者,可能你们看到之后会生气,会愤怒,会怎样,会冲动的写一些让外人看起来很生动,很生气的文字,但是这些文字可以说本身价值不大。你只是让其他人也跟着你一块生气了,但是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作用最主要不是揭露丑态,而是反映问题更发展的眼光来看。
    主持人: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两个人评价一下你们现在看到的汶川灾区重建的状况,一个大致的状况?
    单溦:我觉得可以分大概三点来说,他们硬件设施的建设真的特别特别枯涩,这个确实要承认的。他们在这么短三年时间,在我们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说法,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做了二十年的事儿,就是提前发展了二十年。还有就是在心理方面,其实我们当时在说的时候,虽然是说心理可能建设有一些缺失,或者最开始的时候人们会有一些心理辅导的说法。但是发现四川心理重建已经是开启了全国心理重建的一个先河。
    张盖伦:其实很多东西应该是共通的,就像她刚才讲到灾民的问题,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尽管领导在,可能没有跟民众有更多的交流。但是领导也跟我们说,他们的灾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我今天是灾民,一辈子就该享受灾民待遇。可能政府没有投入那么多钱就会引起他们不满,这一点虽然我们接触到的人是不同的,但是得到的信息这一点跟她们是有共鸣的。
    主持人:你们作为过来人角度,希望以后关注灾区的报道,能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也好,或者是内容也好?
    张若凡:我觉得可能还是很大一方面要提,我如果作为一个读者的话,我会更希望看到一个了解灾区,就是更多细节的东西,可能这个细节无所谓正面或者负面,但是它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灾区。现在的很多报道,可能我所看到的一些报道,他们太宏观了。可能我们提前发展了二十年,但这二十年到底体现在哪呢?我觉得这些报道可以更细节化一点。

主持人:我们谈的主要关于在汶川一些经历。当时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经历,其实你们还有一个很共同的身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们都是所在大学的校媒队主编。刚才聊到采访过程中受到一些限制,或者自己一些疑惑的问题。校媒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学校媒体中是否能够体会到社会媒体的一些经历,或者心态?我们也搜集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们来跟我们解答一下。我们只有做校媒也很不容易。我们设计的一些问题,每个人一个题板,如果有类似情况可以圈,如果没有经历就是杈,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第一个问题,你们被毙过稿吗?只有张盖伦一个人,那接下来这个问题问张盖伦,你毙稿次数超过三次吗?可以讲讲为数不多的毙稿经历。
    张盖伦:不算严格意义上毙稿,因为我在校报,可能有一些选题我觉得特别有价值,我会直接自己去写了,或者我让一些记者自己把它写好了,交给老师的时候,老师会觉得这个东西太琐碎,或者不够校报那个高度,或者它关注的角度跟校报应该关注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就给Pass掉了。
    主持人:看来你们二位经历很美好。
    单溦:因为我们一直在视频录。这是一个老师审稿子盲区,我们稿子从来自己出,然后出片子,然后就上传了。
    主持人:清华的言论氛围很宽吗?
    张若凡:大家以前印象比较严谨那一类,我没有被毙过稿,但是我的文章曾经被一半都砍下去了。那篇文章关于之前清华学生失火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们报纸非常关注这件事。但是因为我们所在校报差不多,我们团委下属团报性质,它就是要比较正,比较红。我们考虑这个选题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肯定要做,但是怎么做,从哪些角度去做。我那篇文章被毙可能还是反映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言论稍有负面,可能搜集了周围同学的一些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所以老师还是希望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所以被砍了一半,拿出来不知道一般读者看了怎么样,但我自己看了觉得已经不是我之前那篇稿子。把我最想说的那一半砍掉了。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任一次被毙稿或者被和谐,或者被删减原因是因为涉及团委其他组织的负面。
    单溦:但是我有听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原来一个从同学写了一篇致校学生会主席的信,这可能就在他发现自己的媒体也稿子被毙了,可能因为校学生会做了一些什么动作。我觉得这种事情因为团委也接头的,可能这个老师是有宣传部,这个老师是组织部,两边一商量把这个稿子撤了。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任一次被和谐的原因是因为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
    张盖伦: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校报想写一些评论,比如有一些同学想写敏感的事件,比如当时钓鱼岛事件,跟日本相关的,后来的一些记不清楚了,跟国际形势很有关系似乎比较敏感的问题,报给老师然后直接毙掉了,因为毕竟代表一个校报,一个学校的声音最好不要谈。我当时也想谈一下清华学校失火问题,周围真维斯楼冠名问题,我们老师就说不好对其他学校进行评价,这些都没有通过。
    主持人:下面这件事情曾经为了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而做过完全没有新闻价值的报道?
    单溦:我们作为校团委机关报下属的报社都会经常有任务,比如有团委开会,就带着视频跑过去了,过去特别苦,完全没有价值。可能会有一些信息传达下来,要不然对学生没有意义的,要不然整个会只是一些比较宏角钻的内容,它的内容甚至一年一年都一样。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但是你还是要为它做一个东西。
    张若凡:我跟单溦说的差不多,每年有一些很流程化的东西,可能不多琢磨,但是多多少少也要派人采访一下,写一篇通讯,或者简短的短讯之类的东西。
    主持人:曾经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改动过事实性的内容?
    张若凡:我当时采访过我们学校国学院副院长,当时采的时候,那个副院长说了一些批判性质的话,可能不是针对清华,但是针对现在整个大学文科教育这一块。后来我把他的一些话写到了稿子里,可能我自身对他这个话没有理解透彻,有失偏颇。他再回馈给我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点根本就理解错了,或者说你不能这样写。他就写了一些我觉得和他当时传达给我的意思不太相同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是我自身的理解不够到位或者怎么样。
    单溦:我遇到的情况比较开的时候,说出来一句话,说切掉就切掉,很无奈,你也会告诉他,但是我们觉得这块说得很好。但是他还是很坚决的告诉你这块不能录。很尴尬,校媒你听到了声音但是却不能发出来。
    主持人:报纸的发行长期处于过期状态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张若凡:我们团报号称三周一期,但是实际运作起来是一个月一期,像之前甚至半个学期才出一期,因为它的板式比较多。我们没法包一些时事,所以我们最想说的那些话可能过了那个时机就也说不出来了,这样确实会流失一些我们觉得有价值说的东西。
    主持人:一个月算做得长吗?
    单溦:真不算,我所在青年人大报社逢八出报。一个月要出三期的,但是通常可能一个月只能出一期,可能一个学期可能出大概四五期的报纸。
    张盖伦:身为校报这也是必须的,因为要很多层审,最后一层给校长审,如果有时候校长不在学校,这些报纸必须出不了。再加上编版周期就没有打算要按期出。比如这一期报纸应该这周一出,他会这周一我们编版,然后等编好了之后,可能这周五,然后再去审,基本上两到三个星期。但是其实校报本身我在做这个主编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一定要按照它的时效性来,因为我们做的都是深入报道。我跟下面记者讲的保证质量就可以,因为这个时间出出来确实不管你有多么快,绝对没有时效性,所以我对时效性不抱任何希望的。
    主持人:刚才提到其他类似的报纸,你认为你们所在校报影响力不及任何一个院系报纸?请举手。
    张若凡:我觉得刚才我在犹豫,我要举圈还是举杈。因为大家都知道清华有一个清新时报是新闻学院办起来,这两年确实影响力上涨非常快,在学校他们是周报,每周一可能能在各大教学楼,各大图书馆都能看到他们的报纸。而且他们打出口号是校园观察家,他们做的新闻确实非常受同学们欢迎。他们真的会反映一些很切实的问题,就在身边发生的。比如说真维斯那个楼冠名,可能第二天就会发布这个报道,然后更多详细新闻请看下一周周一出的新闻时报,对于这一点,我们作为团委的报纸确实没法跟他们要求时效性这一块,以及贴近同学这一方面,确实是这个报纸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所承担的角色,和他们不太一样。我们不能说不是校园观察家,但我们观察角度可能更侧重于联通上面和下面的同学。我们这边是学校的声音扩散到同学群中这么一个渠道,也是同学反映到学校这样一个沟通角度。但是在同学来看,可能清新的宣传确实做得很好,觉得我们离他们比较远,他们就会更加关注清新,对于我们关注就稍微弱一点,因为我们确实出报周期很长,跟他们见面时间比较短。所以影响力方面,就身边事来说,我们影响力可能稍弱一些,但是对于学校这方面的声音,我们可能更有发言权,也更有权威性一些。
    单溦:虽然对新闻周报这个时期才有改观,这个学期新闻周报真的做的18周,出了18期报纸,可能还是根据那个拖延问题,他们真的能保证一周出一期报纸,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周报,或者回到了周报轨道上,这个是很让人学习的。他们在校内影响力这一学期特别明显,让我小小受到一些刺激。包括现在看到微博经常有人@新闻周报。看到这个我就会想@新闻周报,不@青年人大,一方面他们是学院的,可能他们本身也是新闻周报的人就会想要他们去报道,但是可能也是处于某种考虑新闻周报确实可以出报。我能在下周可能就看到这个报道了,但是如果让青年人大来报,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或者能不能出。包括有时候看到一些情况,青年人大一些消息更多被一些团委消息盖去,不能达到发现学校学生切实相关的问题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可能就让我觉得很难过,就像张若凡说的那样,在学校政策方面,或者团委方面我们有一种天然的权威性,这个是不可否定的。这样说会得罪很多人,但是出来一期报纸,像我觉得非常专业,厚厚的,就是觉得摸起来,读起来,确实在读一份报纸,然后新周出的倒是很及时,但是只有四个版,然后拿起来就是一张宣传单。这样说可能有一点太主观感情色彩。
    张盖伦:青年人大影响力确实挺大的。她说@新闻周报,这个事情去报道一下吧。我刚去学校的时候确实青年人大影响力肯定高于新闻周报,青年人大做出来版面,从质量到内容都是一流的水准。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越来越难以见到青年人大,然后看到了之后,也是感觉很难有一些很出彩的报道。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其实关于你们对刚进校的新生,经过你们在校媒都做得差不多三年,根据你们自身经历的话,你还会建议刚入校新生进校媒体验工作吗?这一点还是比较肯的。
    张盖伦:首先是对不是新闻学院的学生来说,进入校园媒体的话,给你的是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对是新闻学院学生来说更不用讲了,你进入这个校园媒体。撇开新闻业务的锻炼不谈。你能看到一些新闻者受到一些限制,我知道原来办报纸要了解一些政治,这些东西你了解了以后对你进入社会还是挺有好处了。提前体验一把做新闻可以享受到的成就,以及你需要忍受的一些东西。
    单溦:我可能出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我认为在校媒能够得到的就是友情,是和在校会以后,在别的方面都不一样的。
    张若凡:我非常非常同意刚才单溦说的,她提到归属感,因为当时初进大学,大家都从各个地方来,好象周围没有太多能够说话,或者给你那种温暖的地方,但是校媒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主持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毕业以后有选择的话,你们第一选择仍然是从事新闻工作吗?
    单溦:我现在基本上感受八九十确定毕业以后马上就要进电视台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百分之百确定。
    张盖伦:我需要做出一些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的事情。比如我可能去一些公关公司,或者我去企业,我可能会得到很多钱。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价值没有体现,我人生价值体现应该要写出一些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报道,然后确确实实影响到一些人。
    张若凡:我举的杈,首先当然毋庸置疑和我本身学的专业有关系,因为我不但不是学新闻的,而且我压根儿不是学文科的。但是举杈并不代表我对新闻专业完全没有任何热情,我对它的热情在,我对它的关注也绝对不会减。
    主持人:今天我们三位嘉宾现场聊了很多关于他们在汶川经历,以及受限制,或者不自由的一些事情。听起来像抱怨大会,但是我们看起来抱怨也是一种力量,也是促进改变的一种方式,可能现在说这些有点像老生常谈,但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能够更加了解校媒,了解传媒节,也希望传媒界越来越改进,希望三位将来在新闻事业上发展能够一帆风顺,今天感谢三位来到现场。
    单溦:我叫单溦,人大新闻,青年人大,视频部主编,我很担心一点我的理想主义,包括专业主义会在几年以后被磨灭,据我所知我以后可能要去的媒体是可能是中央电视台,现在的造型不太喜欢。
    张盖伦:我叫张盖伦,是中国人民大学校报学生记者团,也不算是摧残,因为没有一个生长在温室当中的理想,他必须要面对现实。
    张若凡:我叫张若凡,清华大学,全名是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清华大学团委紫荆报副主编。应该还有一段路要走,我觉得他一定会来的。 

 

(责任编辑: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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