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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新闻时刻

来源:搜狐传媒

  朱德付: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 

  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他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前后跨度6年),他离开南周后其他记者还接着进行了追踪,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四万多字的长篇特稿《寒梅苦争春》,在两个月内连续刊发完,这在当时的中国报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新闻连载之先河,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25天时间内将这篇特稿与《南方周末》同步刊发。一时间,引得南方甚至全国洛阳纸贵。 

  谭庭浩:"人与法"成了"第二个头版" 

  谭庭浩初入南方日报社,适逢《南方周末》由4版扩至8版,于是,与同期入驻的新人一起被派往了南方周末,"那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一份文化性、副刊性很浓的报纸,‘人与法’是扩版后新增加的版面,决定尝试一下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就选择了做‘人与法’的责任编辑。" 

  谭庭浩与陈朝华其实是轮流做编辑和记者,名字写前面的,才是当月真正的责编,另一个则在外面跑新闻,下个月二人轮换。90年代,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1995年下半年,"人与法"版出现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西窗法雨"栏目(第一二期名为"西窗法语"),每期一文,一直到1997年4月11日才最后结笔。"文章作者‘一正’并不是我,而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年轻教授,他是学西方法律史的。"以西方的法眼看中国的现象,对那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有很好的社会启蒙作用。不久,花城出版社就将"西窗法雨"结集成册。 

  余刘文:很多黑暗超出我的想象力 

  到《 南方周末》后不久,余刘文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孙是昆明黑社会的老大。强奸轮奸案发后被捕。他的势力太大,养父母都是市、区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亲生父亲更不得了,在军界位高权重。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办案的警察很难熬。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案子很可能办不下去。采访非常难,昆明市检察院一些负责人很抵触。最后所有内幕捅开以后,他们都锒铛入狱。原来他们帮孙小果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只判了三年,而就在判刑以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余刘文如此叙述他当时的险象环生:"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还有一篇《生者》给人印象也很深。四川泸定县某乡的一个派出所民警赵林,在街上开枪射杀9个村民。9个人里,70岁以上的两个,50岁以上的四个,孕妇一个,青壮年只有两个。起因很简单,杨家在村里杂货店里欠了600元钱没还,双方发生争执。杂货店老板就找来赵林帮他出气,赵骑着摩托车来到正在赶集的街上,用手枪对杨家人进行点射。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院门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防暴队已经出动了?到哪里了?"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象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就在城市市长们宣称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方三文在对北京郊外大都市边缘人群进行真实细腻的描述后,发出了"这是不是贫民窟?"的质问;就在一些"专家"为教育产业化鼓吹的时候,一篇《两份沉重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上涨的背后是什么?》引人深思。 

  赵世龙:我是那只跳得最高的跳蚤 

  现在国内的新闻界,是十个手指捂跳蚤,谁跳的高,就捂谁。赵世龙可能是跳得最高的跳蚤之一。正是这只跳蚤曾经爬上过三峡大坝亲手摸到了大坝裂缝;曾经登上洗脚城楼顶进行偷窥式采证;曾经潜入地底,趟过南丹矿难中无边的大水;曾经揭出了"长州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的天大丑闻。 

  赵世龙回忆说:"为了写《三峡大坝开裂》,我爬上三峡大坝。当时的三峡公司领导班子正要换届,而三峡大坝出问题是上一届就出了。所以当时我去之前,三峡公司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吹风会。就是说假如若干年之后,三峡公司出了事情,那也是上一届的事情。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过三峡的事情,说三峡的事情不能出问题,三峡工程是关乎千秋的大事。我当时把握到了一个大的走向。所以才能报的出来,报出来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那是我自导自演的。当时我想,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 

  "记得当时我光着膀子在某洗脚城楼顶上拍了三天三夜,终于让这起丑闻曝光,确定203名考生作弊并被取消高考资格,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包括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19人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或给予行政处分。" 

  李玉霄:灾难记者的生命意识 

  由于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事件等重大伤亡事故的报道,人们谈起李玉霄总喜欢用"灾难性报道记者"来称呼。对李玉霄的工作,南方周末副主编钱刚曾说:"别人写死人人数十从政府报告里面抄的,而李玉霄是自己去数尸体数的。" 

  但是李玉霄认为,自己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是巧合,不是可以偏向这类稿子,对于曾经作过的报道,李玉霄自己的评价是:"还行,还能放得住。" 

  在李玉霄认为,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一是要贯之以南周理念,即对生命的珍视,其次就是要对事故的原因进行推究,找出偶然中的必然。 

  李玉霄印象最深的是对焦作录像厅的报道。焦作的一个录像厅在放黄色录像时将卷闸门锁上了,结果由于暖气燃烧失火,74人全部被活活烧死。 

  "事故发生后清理现场,一开门,呼啦啦一大堆烧焦了的人骨头向门口扑倒而来。"李玉霄回忆说:"这些人是在找出路。这种失火,人是可以跑出来的,但是因为是在放黄色录像,所以老板只有锁门,结果没有人活下来。" 

  李玉霄发现,死者中大部分为民工,所以他的采访就从录像厅转移到民工工地上了。他给一些民工扛行李,到工棚里陪他们聊天,了解了民工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一面。一些刚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由于没有住处,只有花两块钱去看录像,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并且,李玉霄发现这个录像厅用的椅子时当地开人大会议退下来的旧椅子,这个录像厅老板与当地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迎忠:凌晨3点是拍片子的最好时间 

  方迎忠在《南方周》6年,几乎没有光明正大的对着采访对象去拍,都是以偷拍为主。他说,我们常常都是被新闻封锁的对象,几乎没有用过正式记者证去采访。比如洛阳大火案,方迎忠和李玉宵联袂出手,但是各做各的,不在一起住,也不一起采访,怕的是被当地有关部门一锅端。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村里封锁得很厉害。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00—4: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media.sohu.com true 搜狐传媒 http://media.sohu.com/20130926/n387301991.shtml report 5618 朱德付: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
(责任编辑:胡占莉) 原标题:他们的新闻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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