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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德国《明镜》周刊事实核查部

  提要:德国《明镜》周刊拥有全球媒体最大的事实核查团队。在这个纸媒普遍通过减少人力控制成本的年代,《明镜》为何还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貌似与采编无关的庞大部门?在参加“中德媒体使者”项目期间,本文作者对该部门进行了考察,与其负责人以及多位核查员交流了工作方法,并探讨了在数据新闻时代该部门功能的转变。

  关键词:明镜周刊 事实核查 大数据

  □ 文/丘 濂

  一个巨大而隐蔽的部门

  《明镜》周刊(下称《明镜》)是德国最著名的一本刊物。很少有人知道,除一支强大的采编团队外,高质量的新闻报道还要归功于事实核查部门对每篇文章的把关。相对于250人左右的采编队伍,具有事实核查功能的档案部有100人之多,其中35人做资料归档工作,65人同时兼做研究与事实核查。

  整个档案部是从资料的收集与归档功能慢慢扩充起来的。《明镜》1946年由英国占领军在汉诺威创办,之后则由德国人接手,鲁道夫·奥格斯坦成为第一任主编。那时《明镜》没有什么钱,因此没有驻外记者。如果要想写出比一般报纸更加细节丰富且有深度的文章,就要依靠平时积累资料,这是奥格斯坦成立这个档案部门的初衷。后来,当一位档案资料员告诉奥格斯坦,在一篇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有一处和他所掌握的资料不符时,奥格斯坦就决定在印刷之前先请这些档案员将文章核查一遍。于是,慢慢地,档案员和事实核查员就成为了两种不同的分工。现在,65位核查员的这个数字让《明镜》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事实核查团队的传媒机构。

  为什么在纸媒不景气的年代,《明镜》仍然要保持这样一个庞大的不生产新闻内容的部门?这和《明镜》主要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的传统有关。“如果我们采用的事实存在问题,不仅无法驳倒对手,还会给自身出版带来严重问题。”档案部主管浩克·杰森博士说。

  在杰森博士看来,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爆炸,人们都沉浸在社交媒体上由个人发布的真假莫辨的消息时,普遍会产生一种虚无感,觉得好像什么都不能相信。“于是大家在周末就更愿意回归到像《明镜》这样的杂志中,看看层层把关的事实究竟怎样。这是《明镜》这样老牌刊物继续存在的价值,也是纸媒转向新媒体平台之后应当继续保持的一个优点。”杰森博士说。

  一份2008年的研究论文则说明了事实核查的必要:在随机抽取的一期《明镜》周刊里,共有1153个被纠正的错误。如果忽略那些拼写错误和不符合杂志写作规范的地方,仍然有449处错误和400个不太精确的段落,其中的四分之三都在和编辑协商后得到纠正。所以,《明镜》前主编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这种系统的核查过程,《明镜》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的模样。”

  然而,事实核查在德国媒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和珍贵了。一份200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259家德国新闻媒体中,只有6家拥有事实核查部,如今这个数字可能更少。《明镜》65人的事实核查团队与出版业全盛时的规模相当,但因为《明镜》集团下面又不断增添其他刊物,集团也计划未来能够更多地对《明镜》在线上的文章进行核查,以让它区别于其他文章质量良莠不齐的网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周刊的事实核查力量也在缩小。并且,如果观察一篇文章被事实核查的过程,就可以知道它有多么耗费精力与时间。

  事实核查是个“技术活儿”

  在《明镜》,每位事实核查员都是一位研究员,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周一到周三没有稿件审核时,他们会根据记者选题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相关资料和个人意见,每周四和周五用来进行事实核查。“只有形成专长,才能在事实核查时敏锐地发现错误。研究与勘误是相辅相成的。”杰森博士说。事实核查员中不少人都拥有某领域的博士学位。

  核查过程中,每条和事实相关的、不是主观表达的词汇他们都要核查。人名、地名、时间、数字这些是最基本的,接着才是混杂着事实的带有观点推衍的论述。“基本事实一般读者上网搜索一下就可以知道真伪,并不需要专业知识来判断。但读者一旦在这些基本事实上发现错误,就会对整篇文章产生不信任感。”负责社会报道板块的事实核查员安德雷·杰瑞克介绍说。

  杰瑞博士能想起来的一条“完美”的错误是在核查一篇讲意大利小城治理污染的文章时,看到市长说每年的投入都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采访的记者对照笔记和录音,回复我说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是不能够相信。结果是,那位市长脑海里还在用意大利旧货币里拉来描述,比欧元放大了500倍。”

  遇上突发稿件,肯定不能够事无巨细地每条都去核查。“这就需要找出和文章论点最相关联的那些事实。对一个新手来说,他可能核查的速度很慢,因为他不太会作区分。”在杰瑞克博士看来,核查员必须慢慢养成一种敏感,即对待那种看一次不会发现问题的句子保持警惕。“阅读科技报道时我们往往都很谨慎,但一篇描写蓝领工人如何工作的文章就会因为通篇表达都很浅显直白,我们就忽略问题。比如作者说某人在挖地,其实那一行为可能会有个专业词汇来描述。”

  事实核查员看完文章,会和编辑以及记者本人沟通。这是个妥协的过程,尤其是对于刚刚来《明镜》工作的记者,他们并不适应除编辑之外还有事实核查的人对稿件提出意见。“事实核查员想要稿件百分之百的准确,而记者则会觉得那伤害到了文章的美感,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分歧。但他们会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一种和解的办法,因为面临着马上出版的压力。”杰瑞克博士说道。

  经济报道类的稿件往往因为涉及到数字和专业术语太多而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一般一篇在杂志上一页的文章,核查时间是1小时左右。让杰森博士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明镜》周刊的一组讲美国次贷危机如何产生并席卷全球的报道,史无前例地做了20页左右,5位事实核查员共同协作了3天才看完。

  而《明镜》事实核查团队的默默无闻可能来自他们的核查方法。和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事实核查员不同,一般情况下他们不需要致电采访对象来确认。杰森博士说,他们核查的前提并不是来自对记者的不信任感,继而要去核查他是不是真的采访过某人。他和同事们所核查到的错误,基本是因为记者和事实核查员参考的是不同的信息源,而不是记者为了要写出好文章而刻意编造什么。“而且我们也不会直接去和采访对象核实引语。在德国,尤其是媒体与政治人物之间,需要建立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政客需要依赖记者来传达政治理念,好拉拢选票;记者也需要独家新闻来填充媒体板块。所以尤其是对政治人物的专访文章,记者是会发过去给他们过目。如果只是引语,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能够被引用。我们不用再重复记者之前做过的工作。”

  另外,《明镜》核查部的工作人员不会绕过记者去联系他们的采访对象。即使是觉得采访对象说的话和他们掌握的材料相互抵触,也先会和记者商量,没有别的办法才会建议记者去和采访对象做核实。“我们不会轻易致电采访对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镜》所做的调查报道有的是令采访对象不快的。如果他们在杂志出版前就有所察觉,必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杰森博士说。

  数据时代的功能转型

  对“维基解密事件”的报道,为《明镜》周刊开启了生产数据新闻的时代。当时,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首先选择了三家媒体合作,分别是《纽约时报》《卫报》,以及《明镜》周刊。阿桑奇陆续交给三家媒体三批资料,包括9.2万份来自阿富汗战场的秘密文件,有关伊拉克战争的39.2万份文件,以及25万份外交密电。与另外两家媒体一样,《明镜》因此面临这样的任务:如何从这些海量的数字、军方暗语和缩略语中生产出文章?

  这就需要在记者和杂志的IT部门之间建立一个中介。一方面,记者们有他们关心的问题,而IT部门则有如何编排这些数据的工具,中介需要按照记者们的要求来和IT部门商量,怎样以一种可以理解的形态来呈现这些数据。

  扮演中介角色的任务就落在了事实核查员身上。核查员博托特·亨格的研究领域是国土安全与情报,因此有机会参与其中。他回忆,《明镜》记者主要对材料中涉及德国政府和军队的部分比较感兴趣。

  在明确了记者们的写作主题之后,亨格就要协助IT部门一起将海量数据分门别类。“和《纽约时报》以及《卫报》相比,我们有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将有用的数据全部导入了公司内部的检索系统。这让数据运行有一个安全且快捷的平台。”《明镜》内部有个电子资料库,它由最早的纸质档案库发展而来。“比如那25万封外交密电,每封的标题都是关于某个领域的信息,我们就提炼出核心词,在资料库里可作为检索主题。”鉴定真伪的工作是在梳理数据的过程中同步进行的。

  档案部主管杰森认为,事实核查员能在数据新闻的时代担当重任并不偶然。“首先核查员们各自有专门的研究领域。像经济组的事实核查员,他们本身就会经常使用各种数据库来进行数字的核查,对分析各种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一点也不陌生。”杰森博士说,“事实核查员和记者是两种类型的人。前者不介意那种大海捞针的感觉,愿意花费精力去寻找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因此,成为数据分析员,从无限的数据流中建构出意义与结构,正是事实核查员们在新时代的角色。”

  在维基解密事件的报道之后,《明镜》成立了专门的数据新闻报道小组,两位成员是来自纸版《明镜》的记者,还有两位成员来自明镜在线,亨格以及几位事实核查员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对数据新闻的参与,也意味着核查员从被动审稿变为主动供稿,由幕后走向台前。亨格还展示了一件正在制作当中的数据新闻作品,它将发表在明镜在线的数据博客上。“我们想用数据来说明,《图片报》并不是如它标榜的那样‘无党派’。”亨格说,《图片报》是一份向来被《明镜》所不屑的低俗小报,“独立”和“无党派”这两个词出现在该报报头下方,是对于报道风格的承诺。

  亨格和同事选取了《图片报》的“赢家与输家”栏目来做数据分析。在过去16年中,这个栏目一共有1万篇文章,其中2200篇涉及到政治家。“我们发现来自自由党的人,被冠以‘赢家’的头衔最多,而海盗党和左翼党经常被界定为‘输家’。这说明了《图片报》有明显偏右的党派倾向。定量分析在揭穿对方谎话时往往更有说服力。”亨格说。

  这种事实核查员主动贡献才智的新闻作品生产方式,得益于美国人比尔·艾戴尔的创造。艾戴尔曾为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湾时报》的网站工作,在2007年时为网站建设了一个名为“政治事实”的网站,专门检测2008年总统大选候选人发表的言辞是否准确。每位候选人的观点以及对未来执政的许诺被艾戴尔拿来做事实核查,之后被分为从“真实”到“错得离谱”等几个级别。艾戴尔也因为这个网页,获得了2009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自此之后,许多国家的媒体都开辟了对政客言辞进行事实核查的板块。

  《明镜》周刊是德国第一家开辟类似专栏的媒体,现在专栏改成出现在明镜在线的网站上,由杰森博士负责,名字叫做“是不是敏豪森?”敏豪森是德国民间故事里的一位吹牛大王。9月份德国进入了竞选季,这个专栏也会发挥它去伪存真的作用。亨格作品的制作思路,就是数据新闻和“是不是敏豪森”的结合。

  德语的屏障让德国媒体避免了来自国际媒体机构的竞争,因此在传统媒体转型上,美国与英国的媒体走在前列,其中也包括事实核查部门如何在大数据时代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功能。但正是因为《明镜》事实核查部将一种好的新闻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才可以保证它转向数据新闻的制作后也不输他家。(作者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2013年度“中德媒体使者”项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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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姗姗) 原标题:解密德国《明镜》周刊事实核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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