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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公益视角下的灾害报道和传播

来源:搜狐传媒

  文/宋志标

  我会觉得我进入这种灾害报道的东西会有困难,因为很多历史性的灾难报道我没有经历过,只能从肤浅的观察者的角度做一些探讨。我讲的不确定性这个讲题,首先从我个人的感受,点出灾害报道在目前我自己的认识,一些所谓原则性的东西,我选择了一些灾害报道的场景。通过灾害报道的评价,是想在最后给出一个在目前新媒体的结构下面,公益组织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自媒体传播,大众媒体怎么看待自己的状况,是给出这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灾害报道出现了很大的变迁,我是从这样的立场开始展开。我们现在的新闻技术,我个人感觉不是像卢老师的那个时代有很多稳固的原则,我们现在框架性的原则可能出现了一些破坏和碎片性的东西。另外我们现在谈到灾害报道,可能要有一个环境背景的意思,目前媒体的转型非常动荡,动荡到我个人看不明白。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意识形态在报道当中会产生非常强烈的作用,就像卢老师刚才讲,他进入现场,最后被否定,这个不行那个不许。还有从公益机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很抱怨中小灾害没有得到充分的对待,这可能会考虑到公众对于灾害情感的心态,这可能是我们认识这种报道的角度。另外就是说公益组织作为灾害报道当中所谓的对象,现在他们可能想更多的从后面到前台来,可能会施加一些影响,他们壹基金在做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可能也要重点的关注,就是说有些东西啊,像壹基金这样的大型机构是没有办法做的。这五个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灾害报道出现了一个变迁的状况。

  另外就是一些认识上的框架,我个人觉得灾害报道是对灾害的模仿,就是在卢老师的专业里面认为是真实性,可是我认为模仿的程度可能会更大。此外,灾害报道它包含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像多难兴邦,2008年温总写在黑板上的时候,很多媒体报道的时候觉得很耻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但是从2008年到现在来看,多难兴邦有一些现实的中国逻辑,但是这个中国逻辑我们可谓不是特别正当的,但是确实是有一些现实存在,另外还有灾害报道的话语权问题,包括中小型灾害,包括大型灾害,它里边呈现的东西是话语权不平衡的配置,会出现某种状况的转换和流变,另外就是还要注意报道当中的权力机构。卢老师的时代,灾害报道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操控。2008年以后这个政治操控出现了一个礼拜左右的空白,权力结构对于灾害报道的认识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力度吧。现在我认为媒体势力,媒体旧的结构可能恰恰是阻碍我们进行灾害报道的障碍,这个障碍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不是很着急,现在旧有的东西没有死亡,新的东西又没有长出来。比如最近石扉客去新浪做副总编,像搜狐、网易的客户端,像凤凰网一些原创内容的主持人都是报纸和传统媒体出身,其实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它造成了新媒体跟旧媒体在交叉边缘的状况,出现很含糊的进化,这种进化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好,如果都是由工程师控制媒体的变迁或者是新媒体的话,可能会更简洁一点,但是现在由于种种状况可能会造成更含糊的新媒体的变迁局面。现在新媒体的变迁,有点像传统媒体,我们原来理解的状况也同时在出现。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公益机构在谈灾害报道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焦虑的。因为灾害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有确定确切的处理的方案,像联合救灾网络,像救灾联盟这些网络化的建设,它是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它在处理灾害的时候,其实是要应对非常多的频繁的新型不确定性。

  下面讲了几个灾害报道的例子。从上世纪初有一个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后果之一其实是让红十字会在中国有落地,在落地过程当中提醒各位注意一下,沈敦和和张竹君的争论,我们现在很多公益舆论界的大范围大型的争议其实是从张竹君的质疑开始,她质疑的一些要害和要点、和沈敦和反驳的依据都是没有改变的一百多年来都是这样,这可能是需要各位去了解的。

  灾害报道对于公益机构的意义,2008年被认为是公益机构的元年,这个元年的潜台词就是公益机构,包括民间的NGO从2008年的赈灾当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和好处,但是这个好处是中性的东西。通过灾害的报道,或者通过大型灾害,是对原有社会管制造成了暂时性的松动,松动的情况下就有建设的机会。汶川到雅安中间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如果没有汶川地震打开一些绿色东西,如果没有雅安地震非常态化的社会变动,我想壹基金也不会在这里。灾害报道其实会完成公益机构形象的塑造,但是这个塑造本身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时候会有好的,有的时候不好,这个各位都很清楚。最后就是信仰的问题,公益机构其实都是在处理某些不确定性,用确定性的方案来治疗不确定的社会问题,包括回应社区问题,回应政治管制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的报道,现在作为新闻后辈看唐山大地震,最主要的来源可能就是钱钢老师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可能会有钱钢老师一些历史性的流露。因为70年代的时候会有党和政治管制,唐山地震报道会有确立后来原则的东西,比如全景视角,然后把自己的立场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偶尔还有体制的反思,这种反思是非常隐匿非常委婉。1998水灾报道的话,我列举这些报道的时候其实是想提醒,灾害发生地域性特点对于灾害报道最后效果和呈现是有决定性的因素,1998水灾报道有一些文本和文字可能是来自唐山地震的记录。大陆灾害报道的一些经验,体现在文本上面,体现在操作手法和技术上面,是逐渐积累的。但是这个逐渐积累,2009年微博出现之后可能会有大的变动,原来有些东西是不被承认的,或者没有很好的继承下来。

    比较多的谈一下汶川地震的报道与后果。汶川地震的报道,一个就是市场化媒体十年的积累。我还记得1995年开始市场化媒体的进程,然后到2008年大概是13年左右,13年左右如果去掉95到98的开始阶段,大概十年的时期,它实际是造成了市场化媒体在价值观上比较好的建立,然后在报道手法上面会有专业主义的强调,然后再遇到了汶川地震比较好的机会。

  汶川地震我没有去前线,只是在广州写评论,汶川地震发生前一周左右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媒体管控是失控的。大概在发生的当天,说话的媒体,像南都派了很大型的队伍过去。五天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宣传部发文要求禁止记者,但是那时候没有人听他的,一星期左右媒体的管控实际是处于失效的状况。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汶川地震的灾害范围,国民共命运的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这种强烈的情绪否定了管制的合法,所以一下就冲破过去。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又重新恢复原来管制的成果。还有就是从现在来看,汶川地震它建立了超大规模报道的实验,这方面南香红老师和卢老师曾经有很全面的总结。这些总结当中有些东西被强调了,第一就是说非虚构的报道文本,第二比如说报道的全景视角,还有就是报道的时候要冷静要客观呈现要多方面信息源的提供,这提高到了非常高的地步。汶川地震从后果来看,实际上对媒体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前一个礼拜媒体管控失控造成了一些宣传部门非常强烈的心理,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他们管控会失效,会等于无。然后从2008年开始会有很多,从灾害报道和失控当中提炼出来的管制措施,是建制化的方式加给媒体和加给新闻记者。汶川地震报道的后果,其实到现在一直在影响,一直在发生作用,可能要看到这一个。

    还有从受众角度来说,民众角度来说,情绪动员在报道之下达到了历史性的高点,但是位于情绪动员的核心要素就是悲愤,就是悲伤。因为有那么多人死亡、失踪,然后还出现了很多人为灾害,所以说会有一些愤怒的东西。这个愤怒的东西,恰好就遇上了最后一个社交媒体,所以说他情绪动员是非常充分的。另外可能是要注意,在汶川地震当中,公益机构作为报道的地位,其实个人觉得是比较零散的,另外它处于一种非常边缘补充化的。其实我这么讲,既使是大型的灾害报道,公益机构其实也是处在被媒体安排的角色。现在理解灾害报道的话,从我个人的看法来看,光有汶川地震的报道,或者光有雅安地震的报道不是太充分,如果把这两个地震的报道作为联系的话,有些问题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汶川地震重建是举国体制,每个省都来帮,雅安地震的重建模式就是四川省内,这就直接造成了重建的资源在雅安地震的时候是非常小的。这种小的东西就会造成雅安地震的重建,实际上对于社会资源的依赖度会大过于汶川地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带来很多机会。雅安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实际是有一个变量出现的,就是社交媒体微博已经相当充分了,影响力已经很大。其实从雅安地震发生之后,因为它发生在四川,有一个汶川地震的尾声和影响力在那地方,所以说会有一个舆论上的关注度的强调,就可以看出来在五年期间公众的关注度没有发生流失,也可以发现两种灾害之间的联系,就是我们理解的公众情绪从饱满到衰退的时间,最长就是五年。从报道方法上来讲可能是对汶川报道的小型复制,它的原因就是说政府对灾害现场的掌控力度已经得到了非常强大的提升。像发生之后立马封锁灾区,很多报道主体没有办法进入震区,所以舆论来源在规模上有所削减。雅安地震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微博的能量已经在公益、媒体两方面都有破坏性的呈现,或者说颠覆性的一些东西。雅安地震的时候,想围绕救灾,民间救灾到底应不应该进入,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实际上都被充分的讨论了。微博舆论就会让这种灾害报道呈现出超出原来媒体的控制,议程设置就超出了像媒体精英议程设置的范围,而且有超量的舆论生产,所以反过来对传统媒体的专业手法,从大地震连续下来所积累的报道、技术、方式都形成了冲击。在微博,社交媒体的报道当中,雅安地震会有比较明显的凸显,就是说NGO在社交媒体的掩护之下其实是有一个开放性的呈现,过去NGO对传统媒体的掌控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在微博的状况下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NGO在雅安地震报道当中会获得更靠前的突出和呈现,但是这种呈现有时候是好有时候也是坏的东西,是中立的东西。

  另外还想提醒,就是我个人的方法,在雅安地震之后会有一个鲁甸地震,鲁甸地震最后媒体呈现的有一些崭新的东西,沿着地震报道的线索来看,它会有大众媒体低级别的关注,雅安地震大众媒体的关注度很低,因为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个人觉得灾害程度小,可能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个原因的一个方面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整体上的环境已经出现了不利于灾害报道的变化,比如其中有意识形态习惯性的管控,到雅安这块已经很成熟,到鲁甸地震的时候已经是超成熟了,而且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鲁甸地震发生地震的区域比雅安更小,也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掌控的强度更大。所以在鲁甸地震的时候实际有很大的衰减,相较于雅安地震会有衰减,但是相较于汶川地震真的是微不足道,这种情况下再谈灾害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旧有的规范需要重新思考。鲁甸地震的时候,因为地域小,公益机构高密度涌入之后,公益机构内部发生了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谁应该成为救灾的领导者会有一个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就直接造成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他们公益机构的自媒体的传播,呈现出比较活跃的状况,这是在鲁甸地震的问题。

  刚才讲了灾害报道的一些案例,最后会有我个人的一些总结,在新媒体环境下面对于灾害报道的变化,对于现场感的需求是降低的,远距离的置评会变得流行起来,唐山地震到98水灾到大兴安岭,现场媒体管控非常强烈,2009年微博出现之后,国家对于灾害的控制能力实际上会有一些松动,会有一些突破的东西,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获得真实性的材料,一定要获得真相,对于真相索取的话,在现在的报道当中会变得下降,重要性会下降,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会出现竞争性的东西,很多人就习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评论,而且这种评论量级非常大,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影响报道者对于现场的研判。

  另外就是在现有媒体环境下面,灾害报道对事实的依赖度实际上是削弱的,不是说事实不重要,而是说事实会有更大的帮助。另外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相当于一百年之后,其实我们又回到了张竹君的时代,媒体报道也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就是说媒体的转型它会造成媒体从业者在议题控制能力上面的下降,过去是卢老师他们设定议程,现在他可能也在设定议程,但是更多人想争夺这种设定权。而且这种竞争借助技术形式可以出现,而且还会呈现非常强烈的效果。灾害报道的呈现,信息的多少不重要,而是保持信息的不被污染是最重要的。四月网不是跟你争夺信息,不是争夺事实,不是争夺真相的东西,而是说他要在信息洪流当中加入自己的信息,加入自己观念性的信息。污染信息这已经成为现在网络控制成熟的手法,就是说没办法完成百分之百避免,这一定要想办法应对,没有办法避免。另外,社交媒体强势的存在,僵化了灾害报道的一些原则。比如灾害报道的一些原则,我要强调真实性,我要强调现场。那么在这种社交媒体的影响之下,他为了呈现更多的说法,比如他会引用很反面的未经正式的观点作为自己报道的组成材料,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公益传播自带了信息。意思是怎样的呢?你在报道四月网风波的时候,你必然要引用四月网未经证实的观点,这种情况下它的观点借助你被放大和传播,重要的东西就不是报道,而是传播。从报道到传播,是让灾害报道在目前情况下非常大的转化,我们考虑的立足点可能应该比报道更多,而且可能要更理解它传播的东西。我在以前经常跟一些同事聊天,我说你们可能懂传播,但是你们不一定懂舆论,而且这个舆论会造成很多投机主义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话,可能会让你的报道陷入非常迷茫彷徨的状态。

  最后一点提出来,包括像我们媒体交流会做了四届,做了四届以后其实有一个心结,原初的动力,怎么来解决它的报道和传播的问题。其实我今天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各位提供更多的意见,包括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些交流。中小型灾害的能见度低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真的是低吗?一定程度上是不是要把它变成能见度高,从低到高的转换,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才可以?从汶川地震、雅安地震、鲁甸地震看过来,其实有能见度的高低,跟灾害报道、媒体、机构之间有很多关系,比如能见度低与灾害大小在某种情况下没有必然的关系。鲁甸地震的震级与能见度没有必然联系,能见度很低,但是像扶贫、壹基金的筹款规模,这个级别其实也不算是低的。能见度低与机构关注度有没有关系,比如有人关心壹基金,某些人可能不太被关注,但是也是很强势的介入。高能见度,在现在传播情况下我觉得是奢望,我说奢望并不是说把中小型灾害带入经广泛的传播层面的努力,不是否定这个努力,而是说对于高能见度、低能见度,可能要有更深入细致的思考,不然我觉得这样一个判断可能会损害,有可能会阻碍我们对这个事情本身的理解。还有现在公益机构的心结,就是能见度高低在传播当中成为非常焦虑的事情,因为现在灾害报道的话,其实对公益机构的关照是很小的,公益机构就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自媒体的传播来弥补这方面的问题,来缓解这种失焦的困惑,这可能也是需要再重新思考的。我说这不一定管用,从我的角度来讲,中小型灾害能见度的高低,我觉得不是第一目标所在,而是说要照顾聚焦的东西。比如鲁甸地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公益机构自己的灾害报道,他自己自行组织的灾害报道,可能是集中在机构作为上面,但是机构作为上面其实是很枯燥的,比如你运了多少物资,用了多少彩条布,这也会造成失焦。还有要聚焦捐赠人的需求,信息的一些高频次的呈现,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公益机构在一线自媒体传播的图片质量其实是挺差的。我就在想,其实可以用很多的东西来呈现,当然这是零碎的例子和手法。

  个人的观感,历史性变迁已经降临。原来我们从体制性的赈灾的管控,从专业主义报道手法的积累,所营造出来灾害报道整体上的局面,可能在现有状况之下会有大的转换,这个转换让更多的人进来,让更多的民众进来,会让整个灾害报道更嘈杂,更失控,更没有秩序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织的状况在目前情况下,两年前我个人认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转型会很快泾渭分明,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现在看来有点低估了新旧媒体之间的咬合程度,它们处在交错的状况,这种交错状况就是很多旧媒体的人做新媒体,然后带入了旧媒体的方法,就造成两家的转型都不是那么确切。如果要给转型列一个时间表,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另外就是说这种转型带来的振荡,实际上对于灾害报道会造成拆解。像旧有的,像我从大学时候学来的那些报道方法,那些报道经验,那种通讯,那种被虚构,那种呈现的东西,对真相无限逼近那些原则,我觉得不是纲领性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是很失望很失落的,但是这就是现在的现实,环境的现实。还有灾害报道过程当中,我们从灾害报道会衍生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从三四年前开始比较流行,就是跨界的方法。比如公益报道来解决大众媒体灾害报道的不足的话,就是我们来跨界。但是我觉得跨界的本身其实是向别的界别寻求帮助,比如向报纸寻求帮助。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可能跨界的有效性,甚至是必要性我觉得都要重新思考。现在如果你公益机构向大众媒体寻求公益传播的帮助,你会发现大众媒体本身也面临很严重的问题,我甚至会觉得大众媒体本身也在面临自身的行业灾害,也就是说大众媒体也是有病的,以病人的态度向另一个病人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候,大家可能界线是取消的,大家都在一个病区里面,这种情况下再来解决和思考公益传播、灾害报道的方法。

  传播不在别处,灾害报道不在别处,不在新华社,不在中青报,不在南都报,可能在公益机构本身的建构当中,谢谢

  以下为自由讨论环节

  萧锐:标哥刚才最后的一点,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也谈到,去年的时候我跟广州的几个朋友交流,刚开始设定的议题是说传统媒体,包括新媒体如何跟其他公益组织活动和想法做对接,能够帮他们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最后我们得出不是结论的结论。介入当然好,不介入也没什么,因为公益组织自有他一套传播的方式、技巧,甚至公益组织内部本身也有清楚大众传播规律的同事同行,他们在寻找一些切入点,引得外来的关注,哪怕外来关注没有聚集到这里的时候,小群体信息的扩散和互助的达成也是非常有效和可以看到成果的。就像标哥刚才说的,如果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他们自身灾害无法解决,同时没有更多的帮助给公益组织、公益界的话,有可能公益界本身自己自立自救,或者自我传播的能力,在产生在发展,而且有可能速度会非常快。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来也无所谓,当时白化病组织的活动,他们得出结论,他们很希望媒体去报道,但是媒体觉得声音太小,影响力不够,那我们搞我们的,搞完以后图片直播,做视频做微电影,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传统媒体因为互联网的热点才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你要来就来,他没有像以前寻求媒体的关注,你们传统媒体要来报道的时候我们还要挑一挑。

  邵龙豪:我们是灾难报道,或者是报道现实灾难,刚才卢老师讲报道大水的画面感,其实我们现在媒体不就是在遭受灾难吗?如果放在这个大背景下,为什么一段时间媒体迅速争吵,甚至撕裂,这种现象不就是幼稚社会、幼稚国民、幼稚政府长期管理下的幼稚媒体的投射吗?他在面对灾难的时候,没有形成应对危机的应急现象,所以只能变成这种简单的思辨,甚至这种灾难演化到什么程度?媒体在应对自己灾难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灾难来了,比如说传统媒体说本来这个热点不报,但是后来追着报,这就反映了你长期应急机制的缺失。而且如果说把媒体遭受的现象或者困境当成灾难本身来看,刚才健强老师说的,我们报道灾难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大灾难屏蔽小灾难,媒体不也这样吗?我们报道新旧媒体转型灾难,或者是媒体腐败灾难的时候,比如媒体的伦理甚至专业主义谈得不多。比如卢老师谈的2008年险情,用媒体语言污染化来污染思想,这也是媒体的灾难,我们可能也因为这个灾难遮蔽了自然的小灾难。如果我们媒体应对自身灾难当中没有形成一套自己合理的,或者说规避,没有形成自己的自救机制,面对灾难的机制,我们报道其他的灾难可能底气不太足,因为我们自己有灾难。

  龙科:媒体自己都在救灾,在别处救灾可能忙不过来,你说这个话又跟标哥说的话一样,大家跨界来跨界去,最后发现其实是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咱们都是一个病区,是这样的感觉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盲人和一个聋子他能不能共建有效的合作,共建有效的社会行动,那也可能,盲人想上街聋人可以牵着手,聋人听不见的时候,盲人可能讲点别的,所以我想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我们一方面要接纳自身目前所处这个时代的苦难感、受难感,另外我想我们还是可以从积极合作的共同体验的角度做一些工作。

  我自己理解传播的效果来看一直都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大家有这个感觉,从确定到不确定性。过去的传播是传统的,没有受众的反馈,没有后期二次传播三次传播后面的痕迹,所以你看起来,我到传统媒体发完稿,舆论就形成,我的效果就到了,其实后面有很多的再次传播,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不确定性的,只是自己意想它是确定的。现在为什么是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看到后面有很多传播,它由不确定性变成决定性,过去的不确定是虚空的,现在确定是可以舆情检测,可以看到传播流。现在要解决的是心态的问题,过去我们没有看到沉默的舆论,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发现它不确定了,我觉得心态上可以更加坚定,因为它存在,而且可以慢慢了解,第二就是说可以更加平淡,就是说坦然面对这种事实,它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自己感觉是这样。

  卢跃刚:80年代开始这个语言污染问题,我们在1992年做剩余劳动力报道,就是农民工问题,当时我们有几个要求,当时我们的方法是社会人类学方法论,但是比如有些提法,一说打工仔就不行,我们报道里面不能用这样的词,这属于歧视性的词。第二,盲流,盲流到今天还在用,社会就是无序的状态,实际很久了,从早期农民社会的研究,特别是50年代形成了社会特殊群体的认知,90年代初期开始就不能用,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流动趋势不是盲,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是有非常确定的路线图,是有非常确定的人群、族群,是非常确定的,不是盲,是非常理性的经济选择,特别是去南方打工。在这个过程中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入而形成一套方法,甚至是形成一套理论,是一个体系性的东西,它是互动的,而形成一套社会的心理和社会对应的方式,并且传染到媒体。而传统媒体一般是不动脑子的,一提升到这个问题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90年代我写了一本书《自救》,所谓自救的核心是恢复主体性,聋子归聋子,盲人归盲人,要有这个主体性,没有主体性就什么都不存在了,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主体性不断被解构和不断被消失的过程。

  主持人:我对上午的讨论做一个小节。

  整个上午的会议,听完以后我个人是非常受启发的,三位讲者,健强是一位机构行动者,他代表的是壹基金机构,作为我们这个时代NGO标杆性的机构,他在灾害行动方面的关注和研究,他是以机构行动者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信息。

  卢跃刚老师我们的行尊,我感觉他今天的演讲更多是从个人行动者如何面对自己的行业,面对这么一个传播环境,作出一个个人的选择,所以他提供的是个人行动者的视角,也有非常多的带着情怀的启发。

  宋志标做了基于灾害报道的行业的观察,他带来的视角是观察者的视角,我们来看,围绕着灾害报道,我们的行业,我们的媒体机构,我们的NGO机构,它作出什么样的回应和反馈,它做了非常庞大的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讲我们围绕灾害报道已经获得了很多元的视角的交叉的可能。

  回到一个结语的环节,我认为刚才卢老师讲的那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对于个体来说如何恢复我们的主体性,在茫然的快速变化的风险的时代,我们找到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基于安身立命的存在我们可以生发各种行动和跨界行动。从宋志标作出的结论来看,在机构之间我们如何跨越各自的社会分工的局限,从而形成对于社会整体议题的聚焦,这对于机构来说是重大的问题。就像我们所了解到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很多的议程设置如果在机构层面来说,在公对公的层面来说无疑是我们威权的党政对所有的议程作出安排,小到媒体能不能报道,大到NGO有多大的作为空间,有这样的体制设置这个议程。作为个体来说,到今天不仅有修复主体性的机会,同时也为我们行业在迷茫中或者困苦中往前推进的可能,只有当我们在座的行动者们,我们是活生生的,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找到了我们的情怀和操守立足点的这一群人之后,我们可以借助我们个人,进而带动我们的行业和机构一起为这个时代的进展作出我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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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予嘉) 原标题:宋志标: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公益视角下的灾害报道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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