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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突破禁忌,报道真相

来源:搜狐传媒

  文/卢跃刚

  今天讲的题目是我们从80年代以来一直讨论的大命题,就是新闻记者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按照什么样的行为准则行动。在中国的语境下行动,有普适的意思,也有中国语境下行动的意思。我参与了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1998年水灾,2003年水灾加非典,2008和2013年的两次大地震我都是参与者。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困境时,伦理上最大的困境是能不能报道。每个记者到现场去,第一是看,第二是进现场,看到什么,报什么,是个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就是我们的记者在判断新闻的时候,进入现场的时候秉持什么标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这个题目是从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是在中国语境下。八个字,就是"突破禁忌,报道真相",这是伦理的第一点。因为没有真相,其他什么都没有,连有效的救助都没有,更不要说认识,也不要说一整套的社会机制。李健强(注:壹基金防灾减灾部负责人)刚才讲了固原地震和关东地震。日本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体系,对人类危害的反应,它提出了减灾这套意识是从那里开始的,这其实说明社会发育的程度。我明天会讲到从大地震也好、水灾也好、火灾也好,所有社会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社会的反应是如何反应的,反应到什么程度,效果是怎样的,这是一套,这是一个层次。

   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伦理悖论。我们说的伦理悖论是指什么?我们经常讨论从越南的焚烧到埃塞俄比亚的照片,就是现场情景记者的双重角色,作为人的角色和作为记者角色的伦理冲突,我把它叫做职业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也是相当于政治家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与政治伦理冲突,就是他作为一个记者的存在,同时也作为人的存在,在面对专业选择和人类选择之间的悖论。后边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适问题。我们现在报道的情形里边有,我自己也遇到过,但是相对于第一个,我认为它是稍微轻了,或者冲突没有那么多,因为那个问题在我看来是要对人高度尊重的一个社会的整体的反应。而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一个比较幼稚的社会,转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但是没有那么突出。我们突出的是能不能报,报什么,遇到问题怎么办。

  比如大兴安岭1987年火灾,我在后场编辑,一个月不能发稿子,就不能发,大火烧的全世界都知道,主流媒体看不见,烧了一个月以后才有。到后来是后发性的、候补性、总结性的、观念性的,而且在我看来是观念先行性的报道模式。最后从法律上而言,当时林业局长都翻了,说报道是有问题的,他改革的观念,政治的观念,政治性远远大于法理的观念和现场的真实,就是用社会的观念看待一个真实的现实,和弥补信息不充分的这么一个方式,就这样轰动地变成了经典判断。最后这个责任,起火的责任,被观念大过了法理。那时候,官僚主义这套报道意识所形成的记者报道的选材和标准,带来了现在实际上报道核心的失误。

  98年水灾,我当时负责报道,上飞机就开始报,但是也非常有限,有些重大的我们看到的东西,在媒体里边是没法出现的。当是不准报道,不准报道灾情,不准报道疫情。不准报道为什么还要去报道?当时中宣部副部长是老左派,他通气会上讲记者是没事生事,他说为什么要去拍淹没的民房,为什么要拍凄惨的画面。当时我们编辑部讨论,杨老值班,很有意思,他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把我们讨论的撕掉了,就是我们现在讨论伦理是从这个点上讨论的。1998年当时只准报规定的那些名词,比如说"透水"叫险情,透得小叫险情,透得大叫重大险情,他用一些话语来限制你的准确性,限制社会的准确反馈。不准报道决口,特别是长江大堤决口。当时的报道,人民日报有一个叫"九江固若金汤",非常大力的报道。这个报道刚过两天,整个长江就是大决口。长江1998年洪水里面这是最重大的新闻,那天的新闻是我们的一个摄影记者写的。当时那个新闻出现以后,央视第二天以后才报道。为什么央视才报道?是因为中青报已经兜不住了,九江的决口是一个标志,中青报那天的现场报道是一个标志,冲开了整个1998年全面的报道。虽然前期已经发了一个星期,好多记者觉得这两天一过就可以回来了,可那个时候我们不断派记者。九江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非常重要的城市,在长江这个领域里边来讲的话是标志性的,对于这时候的媒体报或不报,作为现场的记者这一刻用什么形式来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后来这个报道,我们常务副总监三次检讨。在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是重要的?我们作为记者秉持的原则和为这个原则作出的努力才是重要的。

  2003年的非典,最早先是南都报开始,接着往北走,北京已经泛滥成灾了都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是区防疫站的,都说他的防疫站接到的非典被确认的病人都有十多个,而媒体里面没有一个字。为什么说胡舒立真是一个好记者好编辑,在历史转折这一刻她作出决定,拿出她的媒体来维护媒体应该有的伦理和尊严。她来报非典,她一出来以后,紧接着时代周刊,再往这边就是三联周刊。之前的报道都有一个禁忌禁言、冲开、肯定、再被肯定、再否定的轮回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一个成熟媒体而言或者负责任的媒体而言,对于成熟的记者或者有抱负和有追求的记者而言,我认为这就是伦理。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是这个问题是认真的,无论我们有失误也好还是怎样也好,我们是有案可循的。非典是1949年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场瘟疫,原来我也没有这种知识,专业知识不具备,我们花了大工夫,我在家读了一个多星期的流行病学史,读出来一下就明白了。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就讲这个问题,讲没有分工就没有正义。正义跟分工挂钩是最原初的,但是我认为它的概括是正确的。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拆解社会、破坏社会,使得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不像专业人士,专业没有标准,不以维护这个专业的伦理成为有所作为的恪守准则,这是我们社会的病根所在。比如非典的问题,首先是专业问题,是流行病学的问题,是传染病学的问题,其次才能回答其他的问题。

  我们再看广东的措施,北京的措施,两条。我就觉得到了5月2日的时候一定是下降的。流行病的核心是封闭,阻断它的传染源,封闭,隔离。第二是方法,有没有方法,就是中医加西医的一套方法,在广州有比较高的治愈率,就是有效,有效的方法是两个标准,一个是药物的,或者是临床的,一个是社会隔绝的,这是非常有效的,人类历史上有一套预防社会瘟疫的方法。我们批评政府的时候,讲实话也要批评报道,就是不对的是什么,对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专业问题。这个专业问题指这一刻你是新闻记者,对这一类问题,流行病问题和瘟疫本身要有认知。在正义上讲,曝光、报道什么,它的第一条在我看来是一定要报的,怎么报的问题再讨论,然后它的知识系统一定是基于所报道的对象的专业所支持的我们自己的专业。

  第二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专业伦理优先。我的理由是什么?比如一个媒体派出一个战地记者,我派出一个灾害前线报道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而媒体在这个时候最大程度配置了资源,它只有一个标准。对于媒体而言,因为这个东西是要作为多维度的,在我看来这个伦理过程是一个结构一个流程,不是单纯的某个记者到现场。你还要有专业的伦理的标准。

  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很悲惨,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案例,拍《苏丹的饥饿》的那个记者后来自杀了,我分析这个案例就是所谓的道德自责,他的道德自责,这是宗教性的情景,实际上是跟社会有关,在我看来也没有定论,因为媒体是有多重功能的,既有社会公众性,也有企业私利性。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偶尔会有一些问题,我们讨论受害者的撕心裂肺,采访方法的冷酷、烦琐,以及对于受创伤人的折磨。作为记者,你是想帮助他给他钱,还是让他把真实的故事讲好?这面临着一个问题。重复讲一个真实受害过程的时候,对一个人的心灵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南都报2008年在人大做过一次灾害报道的论坛。我有一个发言,我的发言就是要建构灾害心理学,包括要回答2008年很多记者看到灾害现场以后的悲痛欲绝,被摧毁了作为这个职业的合理性或者作为人的合理性,这是灾害创伤,包括灾民的生活。后来心理学界讨论,他们的回应是非常微薄的,他们只是做了儿童心理学和学校心理救助的工作。灾害心理在我看来是一个理论,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不是实务,是理论。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灾害中,在自然灾害面前的社会心理反应机制。包括新闻记者,因为我读了很多案例,2008年报道也有很多记者,看到现场以后心理崩溃,心理学家也跟记者谈,有很多记者都辞职了。

  所以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到今天尚未有公论,但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专业伦理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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