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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林生:中国减灾政策与媒体

来源:搜狐传媒

  文/顾林生

  今天很荣幸跟大家交流。壹起社会研究中心和壹基金请我来讲一些减灾的政策研究。我所在的学院是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我们的定位就是国际减灾学院,是研究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人才,在国际角度上研究中国的灾害,比如汶川地震,我们在灾害医疗科学、社工、灾害教育等领域培养人才。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人的生命怎么办的问题,就是灾害医疗科学,我们救护康复这方面,就是人的问题。第二就是灾害跟人的空间关系问题,首先是空间问题,怎么确保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灾害防护专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从家里走出,先保证自己家里空间安全问题、结构安全问题,然后走出社区到社会等方面,这关系到工作单位。这个过程当中,你未来不管在哪个地方,转身360度都有自己逃生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人是惰性的,你叫他减灾他不肯减灾,所以有了灾害社工,要教他怎么做。但是你叫他怎么减灾?我们自己给他服务的话,我们钱哪儿来的,这个钱是企业出,或者企业工业,企业社会服务责任,我们把灾害社工这个领域和企业社会责任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学科考虑。

  第三个问题,围绕灾害,人的欲望是最大的,这里面就是钱的问题,不管是救灾款,还是钱的问题,这属于灾害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这块灾害经济学都在做,但是现在还没有形成学问。我们灾害管理这方面,包括我们灾后的重建问题,你看全国大动员,但其整个过程中有风险,这个风险过程中间怎么承担责任?一个人不愿意干,人有惰性,你怎么进行教育?光减灾防灾大家肯定不愿意做的,怎么上升到文化层面,这就涉及到一个教育科学的问题,包括对灾害的认知、灾害跟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灾害人的行动问题、信息传播问题,这些现在还没有。下一步就是中国怎么走出去。中国随着国力增长,从经济角度和贸易角度可以获得发言权,但是最近十几年中,人道主义救灾是发言权的问题,我们怎么做?

  我们有灾害信息资源中心,一个是中国灾害信息系统,这是过去的。另一个是中国全国救灾系统。还有联合国减灾数据库,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东西,能不能做起来还不知道。

  我们经常上课是不考试的,而是做设计。学生设计很多场合,地震、洪水、泥石流、爆炸,设计方案再做出来。一组五个学生,你跟对方讲,谁讲得好谁就拿到好的分数,然后再评论,做完了以后回去再拍照重新进行风险调研,画图,图文并茂,这些就让学生做,这是新的方式。

  这是地方政府做的灾害评估,我是组长,阿坝州是46亿,后来砍到30亿。你政府多报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必须要现实,必须要实事求是,怎么实事求是?我们最后指出该地方政府的不对。不管责任问题,比如算下来每个农户平均100多亩怎么可能?把公开的统计年鉴报上来核对下。康定县买2万元电机 是什么样的电机?墙壁裂缝了,就意味着整个墙都坏了?高速公路就一小段他说划200公里。所以现在在减灾过程中,我认为让地方政府解释他们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的灾害教育示范大学,堂堂国立大学(川大)居然没有安全手册,当时我被调过来的时候,我感到很吃惊,汶川地震五年以来居然没有防灾减灾手册,当然学生要去跳楼。

  

  这是我从日本引进过来的应急避难场所标志。得花十年时间,才能把这个东西真正落到中国的土地上。从共和国走过来,不管立法体制机制,最后落到空间,空间不行,最后我觉得还是得回到人的教育方面。不管防灾减灾,这背后的问题是在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事情,跟国家发展和国民素质的培养,和整个国家的安全运行体系方面都有关系。这里面也有整个价值观的问题,政府管理,老百姓管理的问题,还有安全保障机制等等。鲁甸、昭通重建,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要明白,道理很简单,你给老百姓把房子建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3万块钱给老百姓建,家家户户其实又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困惑,我们在热血沸腾中盲目,盲目中又热血沸腾,这是我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觉得路漫漫,以后应该会好一些的。

  中国有三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很大。一个是自然灾害,汶川地震和长江洪水,汶川就不说了,长江洪水之后,我们国家的绿化带开始着重投入。第二个是非典,除了全民动员以外,还有价值观的问题,中国这么发展,走这条路,但是它出现了这样的灾害。非典的问题是新的文明的问题,这是全球文明,其实是人类的一个细胞的问题。三是南平杀人事件,就是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文明矛盾冲突的转向。

  因为我们是大国,我们在全球世界上总是要占很大的比例,不光人口大,我们还有地震灾害。好的也伟大,坏的也伟大,这是我们的特点,这个传统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这个东西我想告诉大家,108年中的龙门山地震灾害图,这个图不是中国弄出来的,是美国地调所的。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老美都知道你这玩意儿,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同时这里面告诉你说,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地方,每隔三四十年或者五十年你看这个地震,这是很明显的,当然这个是不是有规律很难说。但是我们既然生在这个地方,这种灾害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要避免它,要么迁移,可迁到哪里?要么就是我们老老实实的在这里生活。在这个生活里面怎么应对灾害,我们怎么做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图我们国内是做不出来的,但是国外都在做。鲁甸的地震,越是山沟里,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发生地震,这是很有趣 的。

  这是自然灾害世界地图,中国就处在最多灾害的区域。我们要很好的面对地球,地球给我们阳光,给我们生命,但是地球也给我们灾害,灾害地球和生命地球怎么应对?就是要把灾害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来考虑。

  中国政府先是有执政的问题,其次是社会管理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是否保持的问题,再接下来是民生的问题,最后是我们怎么负国际社会的责任问题,已经上升到这个地步了,你说他不懂,他哪里不懂?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非常强的政治,政府也是一连串的,这里面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防灾减灾,一个是应急管理。我们中国人做东西很厉害,议案很厉害,中国做文字的东西最厉害,中国是全世界最多的预案大国,连一个小学校都有一套预案。但是我们还存在信息的问题,我们的信息还是三角的问题,我们的减灾教育问题还是有问题。我们的制度建设很厉害,立法、立规章制度、做预案这是我们的特点。我们的技术,我告诉你,也很厉害的,你不要小看中国的技术。有的国家还不如我们国家,我们减灾防灾很厉害,一个小小的街道委员会照样有一个平台是很厉害的,叫做网格化管理。网格化跟防灾减灾连在一起,那太厉害了,真的,我们就没有想到,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减灾辩证关系等都存在问题。我们的应急医疗也是挺好的,讲全民动员,这些很好。但是应急资金保障,长效资金有没有保障?应急来的时候随便划钱,但是平常没有钱,这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真正的还是在于自救互救的问题。地震防灾应该以自救互救为主,自救互救都救不了的灾害肯定很严重,要么太严重,要么太惨。中国灾害教育体系,95%以上得是自救互救,其他小部分是公救。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得轰轰烈烈,不管政策各方面,逃生演练,政策研究一大堆。我们现在的社区减灾群龙飞舞,到处受气受压迫,因为什么都让社区做。你看综合防灾安全社区,全国安全社区,很多很多牌子都下来,全是到社区,一个居委会里面有很多牌子,都是安全社区。我们现在总结我国的公众减灾教育现状。首先,政府是有法重视,群龙飞舞,高新技术追求型,领导布置型,重场馆轻参与;企业,有善心无善行,减灾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欠缺;民众,重视学生和小孩,大人出现断沟,减灾参与不如一斤油。就是让你减灾不如给你一斤油,今天发你一斤油你就去参与;社区,受压迫,防灾减灾满天飞,落地非常难。

  这是我们围绕北京大学测验的问题:灾后防灾减灾出现问题的话,这个责任是谁的?比如房屋所有者、居民、政府,或者是工匠,或者工程师,或者科技人,或者没人负责,大家说这是谁的责任?大部分回答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政府的,都说责任是政府的。那么政府是不是负全部责任?还是政府在防灾减灾方面负有限责任?

  政府应该是有限责任。未来在中国怎么改变它的意识形态?怎么改变我们对于灾害的责任性的问题,这个责任性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政府的问题,怎么形成利益相关者负起责任的社会众筹的形成,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如何形成责任共同体非常重要。

  此外,我们的减灾到底是为什么?是为老百姓减灾,还是给高管们减灾?厘清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对老百姓负责?国务院的应急预案应该提出公民版。我们不是要把议案、规章制度变成政府的东西,而是更要建立公民版,让普通老百姓做事。减灾是为谁减灾?为百姓减灾还是为政府减灾?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减灾是为老百姓,我们政府也要把自己的责任领回去,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协和合作这也是越来越重要的。

  应急预案的管理我觉得应该有公民版,一是公民版和普通版的问题,一是政府的有限责任。非典以后很多人说追究责任,追究一把手的责任。一把手是有责任,他是管理责任。上海的踩踏事件,我跟南都周刊报纸,还跟新京报,我都讲过,这个问题你看上去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你倒过来这里面的问题就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一直以来的形象工程上的防灾减灾做得很好,但是作为老百姓的防灾减灾没有做好,还有公安系统的问题和保安的问题,等等方面,很多已经上升到这个层次了,我们也知道这里面有些很复杂的关系。有些问题就是说政府的有限责任意思,如果我们完全追究政府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未来可能要考虑的问题。

  雅安地震的时候壹基金找我,壹基金在某些方面是很厉害的。可能大家对壹基金的职业问题,运行规则不清楚,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提出来,说你这个钱不能那么花,你雅安灾后重建的钱,你不能每家每户发多少,你必须要有一个总支样板,然后你通过这个钱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一个就是农民工匠的培训,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住建部专家决定农村样板房,就是农村重建,召集全国各地的设计研究院来设计,我们评审,最后我讲你们全是一些面子工程,因为你们做出来都是农村别墅,有钱人到农村建别墅,根据土质的问题,还有肥料的来源,靠化学肥料还是靠粪便,这些形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从层次上来看,我们这些大学精英分子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不能接地气的。我讲真正的灾后重建是当地老百姓的灾后重建,是当地老百姓。农民工匠懂得一方水土,但是农民工匠是传统过来的,当地的农民工匠用木头结构,然后用泥糊,或者用竹子编,现在建筑开间大,得用水泥,这些科学技术农民工不知道,所以你要通过这些培训培养一批农民工匠队伍出来。

  其实我背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培养一帮骨干,这些骨干拉出去,他建完了自己的家乡以后,哪个地方有灾害,比如说"雅安灾后重建建筑大队",通过这样向全国辐射。小学建设和安全社区建设也是同样的问题,希望不是纯粹为灾区重建就完了的事情,希望因为这个事情在全国有示范,你救不了整个中国,肯定救不了,我们西南地区再有地震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包括韧性建设的问题,包括残疾人、儿童、妇女的问题。改进灾害和气候风险管理的问题。这是最新的私营部门公私合作投资建设,这种新的转变。原来加强政府责任的情况下,还有科学技术等等方面,这都是非常系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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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予嘉) 原标题: 顾林生:中国减灾政策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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