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案子说明，疫情期间居家线上办公，得给自己留个证，否则日后没准就说不清楚了。
某知名餐饮企业，和为它工作了12年的市场公关副总监赵女士发生劳动纠纷后，企业称居家期间赵女士只是待岗。最后法院判决：有微信工作聊天记录的期间算工作时间，没有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的时间，只能算“待岗”。企业只愿意按最低生活保障的70%支付工资。
赵女士30岁时入职某知名餐饮企业，岗位为市场公关部副总监，2012年6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发生疫情后，赵女士以这家知名餐饮企业拖欠工资为由，主动向单位发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一般都是企业“开”员工，这个案子里，赵女士为什么要主动“开”企业”？这说明，这位市场公关副总监，是懂法律的，或者是咨询过法律专业人士。
疫情之下，不少企业出现了工资拖欠。干传播的人多半不懂法律，遇上这种事，一般会主动离职赶紧找下家，一边谋新工作一边再讨薪。
但如果是主动提离职、单位批准，你是拿不到经济补偿金的。
其实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六条又规定了，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单位应当向劳动者⽀付经济补偿。
也就是说，给单位发了这个函，宣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赵女士就有权利通过法律途径向单位要经济补偿了。
之后，双方都对仲裁结果不满意，于是走上法庭。
赵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单位支付工资57751.8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4万元等。
企业不同意给钱。这家知名餐饮企业表示：疫情期间工资未及时发放，公司不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因此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企业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所有人都来了一个措手不及，很多餐饮企业直接宣布倒闭。在惶恐未定中，我公司宣布几个月后再复工，复工数日就收到赵女士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疫情之前，公司从来没有拖欠过赵女士工资。疫情影响慢慢减少、门店经营稳定后，公司曾多次考虑支付赵女士工资差额，但因本案已进入司法流程，无法明确工资差额计算标准及待岗状态认定，于是一直等待审判机关的认定后再行支付。”
像不少企业一样，发生劳动纠纷后，这家企业开始查赵女士的考勤，由此去否定赵女士索要的金额。
单位宣布待岗，但员工居家期间又被安排线上工作，这怎么算？赵女士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法庭上， 企业主张赵女士春节后的时间属于待岗，并以电子邮件为证，称“为落实国家关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通知赵女士4月20日复工。
是在线工作还是待岗，差别大了。这家企业认为， 待岗期间，工资只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
赵女士对此不认可，认为市场公关工作不受当时门店是否开业的影响，在她的理解复工只是指去办公室办公，春节后至4月22日，她一直在线上办公，只是4月20日接到通知说可以回到公司工作了，于是当日到公司上班。
赵女士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称一直在与营运部同事、公司总裁和广州复工群进行工作沟通，试图证明自己一直在线上办公。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赵女士于2月5日、6日、8日、9日、10日、11日、18日至24日、26日至29日、3月1日、2日、5日、7日、12日，有过微信上的工作沟通。
公司对赵女士与营运部同事的聊天记录不予认可，认为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对广州复工群的聊天记录也不认可，称微信群已经被取消，无法核实真实性。
对赵女士与总裁的微信聊天记录，公司表示认可真实性，但认为这只是双方之间的私人聊天。
法院最后是这样判的，法院的审判意见有一定的广泛参考性——
企业虽然对赵女士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真实性不认可，但 赵女士出示了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原件，故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采信。（注：如果手机丢了，或者聊天记录没存，赵女士就麻烦了）
法院认为， 赵女士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2月5日至3月12日的工作沟通内容，应当视为该期间赵女士提供了劳动。（注：虽然微信聊天的时间断断续续，但未妨碍法院认定整个期间均是工作期间）
但 3月12日之后赵女士是否提供了劳动，缺乏证据，故对公司提出的3月13日至4月19日属于待岗期间的主张予以采纳，对赵女士提出的要求公司支付4月19日之后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法院同时认为，企业确实存在未足额支付赵女士工资的情况，赵女士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企业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朴偿，符合法律规定。
企业关于缺勤扣款的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
2022年6月，法院终审判决企业支付给赵女士工资差额45462.15元，支付经济补偿金24万元。
终审判决书，意味着赵女士与这家她服务过12年、10年前就签署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的东家，彻底了结恩怨。
只是今年，她已经44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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